碰见她，稳重了一辈子的北大校长立刻就崩溃了

左起：蒋梦麟、蔡元培、胡适、李大钊

说到北大，蒋梦麟是绕不过去的名字。他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，与蔡元培先生对于北大的贡献，同样功不可没。

他是1886年生人。出生那晚蒋父梦见一只熊来到蒋家，然后他就呱呱坠地，遂为儿子起名梦熊。

这名字一直用到16岁时，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，因闹学潮被列入黑名单中，才改名梦麟。

新名字伴随着他一路求学，从国内读到国外，最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，与胡适师出同门，指导教师都是著名哲学家、教育家杜威。

1919年初，蒋梦麟受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。五四运动爆发，受蔡元培委托，代理北大校长。  同年9月，蔡元培返回北大，聘他为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。这一年，开启了蒋梦麟登陆北大舞台的序幕。

北大人才济济，教授云集。初上台的蒋梦麟十分低调，也很谦虚。一次出席教职员会议时，他称自己只是蔡先生派来按印子的，一切仍由各位主持。

1930年12月，受蒋介石之聘，蒋梦麟辞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职务，正式出任北大校长。此后直到抗战胜利，15年间，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，也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。针对北大“大度包容，思想自由”所产生的“纪律弛，群治弛”现象，蒋梦麟致力于开展“整饬纪律，发展群治”，以弥补学校管理的不足。

他前后用了7年的时间，终使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，逐渐变为了学术中心。

蒋梦麟历来不主张学生参加政治运动，认为这是“中国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来负责任的必然结果”，而“未成年的一代人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力”。在蒋梦麟担任校长的7年里，北大只发生过一次值得记载的学生运动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蒋梦麟与清华的梅贻琦等大学校长联名发表《告同学书》、《第二次告同学书》，提出“赤手空拳的群众活动只有荒废学业，绝非有效的救国方法”，希望同学们“马上复课吧！先尽我们的责任。”

这是有血的教训的。此前，还在蒋梦麟代理校长时，北京1926年发生过震惊中外的“三一八”惨案，北大学生牺牲数人。3月24日，全校教职员及学生在三院大礼堂开会追悼张仲超、黄克仁、李家珍三烈士，由蒋梦麟主祭。蒋梦麟在大会上痛心地说：“学生之培植，由小学而大学，殊不易易……我任校长，使人家之子弟，社会国家之人材，同学之朋友，如此牺牲，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，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！”说到这里“汪然泪下”。转而，对北洋军阀政府暴行猛烈抨击，直斥“处此人权旁落，豺狼当道之时，民众与政府相搏，不啻与虎狼相斗，终必为虎狼所噬。古人谓苛政猛于虎，有慨乎其言矣！”话未说完，不禁放声大哭。

充满悲悯情怀的蒋梦麟，委实不愿看见自己的学生，踏上不归路，以血肉之躯，对抗虎狼之师，作无谓的牺牲。在他，是把千万父母交他手上的学子，都看作了自己的儿女。

1937年教育南迁，在长沙临时大学时，蒋梦麟、张伯苓、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，看见房屋破败，蒋校长认为不宜居住；张校长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，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。对此，蒋梦麟不能苟同，说：“倘若是我的孩子，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！”张却针锋相对地表示：“倘若是我的孩子，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！”忠厚的梅贻琦没有表态。

蒋梦麟晚年在《新潮》一书中回忆道：“著者大半光阴，在北京大学度过，在职之年，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，把学术自由的风气，维持不堕。”

但其实呢，在制度方面，蒋梦麟并非完全萧规曹随，他也是有改革的。

上任之初，蒋梦麟即叮嘱文、法、理三学院的院长：“辞退旧人，我去做；选聘新人，你们去做。”目的是“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”。蒋梦麟后来回忆说：“九一八事变后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，我的‘参谋’就是适之(胡适)和孟真(傅斯年)两位。事无大小，都就商于两位。他们两位代表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。”这样做的结果，自然也得罪了一批旧教授。

蒋梦麟还落实了“选科制”的改革——允许学生在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，修够学分即可毕业，不拘年限。到西南联大时，“选科制”已经十分完善。像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的何兆武，在联大七年一共读过四个院系。当时转系很容易，本人写申请，经系主任同意就可以。西南联大学生当年转系十分普遍，诺贝尔奖得主、物理学家杨振宁，进联大时报考的是化学系，后来才改读的物理。

30年代的北大，教授享有极高礼遇。钱穆回忆说：“在北大任教，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。各学系有一休息室，系主任即在此办公。一助教常驻室中。系中各教师，上堂前后，得在此休息。初到，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，又泡热茶一杯。上堂时，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。下课后，热毛巾热茶依旧，使人有中国传统导师之感。”

蒋梦麟认为：“师资不尊，不足以言重学术；待遇不丰，不足以言志；故崇教授之座位，而厚其俸给，二要也。”这其中，还须有一个最根本的制度保障，那就是“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，则真理不明；故保障学术自由，三要也”。

“五四”运动中，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，胡适和蒋梦麟曾联名发表《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》，文中写道：“荒唐的中年、老年人闹下了乱子，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，荒废光阴，来干涉纠正，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！”

对“五四”这一段历史，蒋梦麟说过这样总结性的话：“五四”以来的文学革命，增强了人民对于社会与政府的不满，为国民革命军铺了一条胜利之路……其后之革命文学，因为“共产党善于利用，也为共产党的策略和主义铺了一条成功之路”。

从以上见解，可知蒋梦麟识见超群，也因识见超群而胸怀非同一般，凡事懂得顾全大局。

西南联大时期，北大与清华难免发生利益之争，每临此，蒋梦麟总是选择退让。钱穆在《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》中叙述了一段故事：一日，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，北大师生集会欢迎。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，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。钱穆发言表示，日后胜利复原，各校仍是独立的，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。蒋梦麟听后立即说：“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，可弗在此题上争议，当另商他事。”各教授便都无言。

“蒋梦麟在西南联大的不争，成就了西南联大。如果争的话，就成西北联大了”，马勇这样评价蒋的“无为”。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，由北平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、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，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。蒋梦麟的不争，成就了西南联大，创造了一段教育史上的辉煌。

蒋梦麟的不争，还表现对人处事上。

1916年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长，极力推动文学革命。蒋梦麟与陈独秀政治主张不同，但相处也还不错。两人都是前清的秀才。秀才有两种：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，称为八股秀才；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，称为策论秀才，好象也没有八股秀才值钱了。蒋梦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：有一次陈独秀问我：“唉！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？”“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。”他说：“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，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。”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，说：“失敬，失敬。你是前辈老先生，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。”

在蒋梦麟看来，大他7岁的陈独秀“为人爽直，待朋友很好”，这一点很对蒋梦麟的脾气：“我们两个人，有一个相似的习惯，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，一坐下来，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、二道菜尽量地吃，等到好菜来时，我们已经吃饱了。所以大家说笑话，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，同病相怜。”

尽管陈独秀和蒋梦麟是“同病相怜”的朋友，后来在政治道路上南辕北辙越走越远，但当陈独秀遇到危险时，蒋梦麟还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。有一天，蒋梦麟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，说：“我们要捉你的朋友（指陈独秀）了，你通知他一声，早点跑掉吧！不然大家不方便。”蒋梦麟便赶紧和一个学生跑到陈住的地方，叫他马上逃走。于是由李大钊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。为什么要李大钊陪去呢？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，会说河北话，路径又熟。他们逃到山中一个古庙，李大钊写了一封信给蒋，说：“夜寂人静，青灯如豆。”

“文革”结束后首都博物馆展出了一张清单，是李大钊牺牲六年之后为其营葬的捐款名单。李大钊去世后停灵六年无法安葬，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，哀告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适、蒋梦麟、沈尹默、周作人等，希望代为办理安葬事宜。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。当时的葬礼分为三种：国葬、公葬和民葬，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对李大钊的葬事当然谈不到给予“国葬”，而民葬李家又无力承担，只得公葬（又分为厚葬和薄葬两种）。北大同事感于李大钊之事迹，相与发起厚葬，这发起者的13人中，有蒋梦麟、胡适、沈尹默、周作人、傅斯年、刘半农、钱玄同、马裕藻、马衡、沈兼士、何基鸿、王烈、樊际昌等，每人捐20元；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、马叙伦等各捐20元、李四光等各捐10元；外地故友闻讯捐助者，上海如鲁迅，捐了50元，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，如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，陈公博300元，戴季陶100元，他们或与李大钊生前系“同志”（陈公博曾是中共“一大”的代表、戴季陶则曾参与了中共的创建），或曾是“盟友”（汪精卫乃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“左派”领袖），这些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。李大钊后来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，是蒋梦麟出面购置的墓地（并为李大钊夫人预购了穴地），墓碑则由刘半农撰写。

叶公超说：“我的朋友中，脾气好的人也不少，但对于仆役等最客气，而且从来不发脾气的，我想只有孟邻（蒋梦麟）一个人。记得我们初到长沙去组织临时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合用一个宝庆的老兵，因为语言关系，往往词不达意，我是一个性急的人，孟邻先生看见那位宝庆的同胞做错了事，或者是所做的刚好与我们的意愿相反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总是发笑，我却在着急。纯厚，同情，宽容是他的本性。”

1933年蒋梦麟以“不交学费”为由，开除了九名“左”倾学生。奇怪的是这些被开除的学生后来都收到了一封匿名同情信，信中还附有一张三百大洋的支票。千家驹后来回忆说，“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。”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学生们分析，共产党想送，没钱；社会上好义之人想送，也不知被开除学生的姓名和地址。这信、款应该是蒋梦麟送的。九名学生得了钱后，有的东渡日本，有的去了德国，各奔前程去了。

许德珩、侯外庐和马哲民三位当年是北大的左派教授，在对待学生运动问题上与蒋梦麟尖锐对立，有怨在前。但“七七”事变后他们被国民党政府逮捕，蒋梦麟毅然与胡适联手，多方奔走，终将他们营救出狱。

日本投降后，周作人被捕，1946年7月19日，南京政府首都高院对周作人第一次公审。周作人在辩诉状中称：“学校南迁，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关系不能随行者，有已故之孟森、冯祖荀、马裕藻及被告四人，由校长蒋梦麟特别承认为北大留平教授，委托保管校产。”当时周作人被称为“巨奸”，“国人皆曰可杀”。胡适为周作人作证，社会舆论就谴责他为汉奸洗刷罪名；为周作人辩护的律师王龙也一度被控汉奸嫌疑，但蒋梦麟专门为此事出具了证明。

8月13日，首都高等法院院长赵琛致函蒋梦麟，函云：因蒋梦麟出具证明文书未填年次，“是否即为台端手笔，无从悬揣。兹为慎重起见，相应函请查照，即希据实见复，以凭核办。”次日，蒋梦麟复赵琛函，再次确认上述事实。

蒋梦麟在晚年所写的《谈中国新文艺运动》中这样回忆道：“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，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。有一天，李守常（李大钊）跑到校长室来说，毛泽东没有饭吃，怎么办？我说，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？他说不行，都破了产。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？给他一个职位好啦。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。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：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，月薪十七元。”

关于这件事，蒋梦麟还说过：有一次，英国一位议员来华，他听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，就说：“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、十八元或十九元，总之只是十几元，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，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。”我说那也难说，好多有钱的人不是也变成了共产党吗？

1936年，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迎娶陶曾谷女士，在北平举办婚礼，邀请胡适做证婚人。可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因为蒋梦麟为娶陶曾谷遗弃原配，不赞成胡适为两人证婚，把大门一锁，就是不让胡适出去。在江冬秀看来，蒋梦麟道德上是有亏的。结果胡适只能逾窗而走，偷偷赶往婚礼现场。

这桩婚姻延续了22年，直到1958年陶曾谷因病去世。陶卧床时，曾对常来照应她的一位表亲说：“孟邻（蒋梦麟）的身体很好，而且太重情感了，我死了以后，他一定会受不住的；而且，我也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；所以，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，陪伴他……”

这位尽责的表亲，在陶女士逝世一年后，就开始为蒋梦麟提亲说媒，但都没有使他动心。直到1960年在圆山饭店的一次宴会上，表亲介绍他认识了徐贤乐，稳重了一辈子的蒋梦麟立刻就崩溃了。

徐贤乐

说起来，徐贤乐也是名门出身，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科学家，父亲徐家保晚清时受聘于两湖书院，民国时期担任北洋政府陆军部技士。徐贤乐少女时期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经济系。她的三位兄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。徐贤乐是徐家幺女，长得非常漂亮，读大学时是校花，后来在外交部上班，又成了部花。

她和一个叫沈道明的青年有过一次恋爱，两人纠结许久后以分手告终，原因是徐贤乐觉得沈道明财力不够。

徐贤乐后来在上海认识了杨杰。杨杰是云南大理人，官至陆军中将，加上将衔。1938年，杨杰被外派担任驻苏大使，两年后回国，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的闲差。不久，与徐贤乐在重庆结婚。但婚姻仅维持了半年多，两人就因金钱问题不欢而散。

徐贤乐成了那个时代少有的钻石单身女性，她交往过无数男友，但都选择同居而绝不轻易结婚。她筛选男人的条件是非钱莫要，非名莫属。

徐贤乐认识蒋梦麟时，虽已年过半百，但风韵犹存。蒋梦麟对于徐贤乐可以说是一见钟情，他觉得徐女士的家庭身世很好，而且品貌双全，千里挑一，于是身陷不能自拔。在写给徐贤乐的第一封情书中深情表白：“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，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……”认识三四个月之后，蒋梦麟对徐贤乐已是难舍难分，有次为了一点事闹了个小别扭，两人数日不见，蒋梦麟就寝食难安，非娶之而不能自已。

听说蒋梦麟铁了心要和徐贤乐结婚，北大的老师们几乎都持反对态度，这次就连胡适都明确站队了。当时胡适因病住院，还在调养身体之际，仍提笔给好友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，在信中，胡适表达了自己的意见，说徐贤乐爱财，她向你要二十万，你虽给了八万，也最好悬崖勒马。又以五十年的友谊和为蒋与陶证婚人的身份对其进行劝说，要他与陈诚（当时陈诚也是持反对意见者）郑重的谈一谈。

陈诚明确告诉蒋梦麟说：“我太太接到蒋夫人宋美龄的电话，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，我的太太也反对，都要我转告于你。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，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，至少，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。”

最终，蒋梦麟仍不顾各方反对，坚持要与徐贤乐再婚。他在七月间给陈诚写了一封长信，除申述自己“非立即结婚不可”的理由外，还极力为徐贤乐辩护。

因反对者人多势众，蒋梦麟不便举行公开婚礼，而改为家庭式秘密婚礼，于1961年7月18日在台北市临沂街陈能家中举行。陈能的太太是徐贤乐的亲侄女。婚礼极为简单，由端木恺律师证婚，郑曼青、居浩然分任双方介绍人，双方在结婚证书上用了印，婚礼就算完成了。时年蒋梦麟75岁，徐贤乐53岁。由于婚礼仓促，以致于很多人都来不及准备礼物。

后来的结局证明众人的反对是正确的。

一年多后，蒋梦麟不慎失足骨折入院，徐贤乐趁蒋生病住院之际，将蒋之财物悄悄移归自己名下……待蒋发现，欲与离婚，徐又百般纠缠，令蒋梦麟不得安宁。

直到吵吵闹闹约一年后，双方才达成协议离婚，赡养费为徐贤乐主张的五十万元，但徐贤乐已经提走的二十多万现金则不予计较。尽管已身无长物，但蒋梦麟只求签字止讼，还是由友人代签支票照付，前后总计花费七十七万元（1960年台湾平均每人国民所得仅新台币5666元，有存款百万即被喻为富翁），这才终于结束了两年六个月的夫妻关系。

这是蒋梦麟一生中，办得最失败的一件事情，让他愧对老友。可惜胡适已经过世，听不到好友忏悔的告白了。

深受折磨的蒋梦麟最后接受记者采访时，缓缓说道：“食少事繁，岂能久乎？”5个月后，蒋梦麟因肝癌逝世。而离婚后的徐贤乐一直保持单身，活到了98岁。

 往期回顾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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